「詩，是不凋的花朵，
但，必須植根於生活的土壤裡；
詩，是一隻能言鳥，
要能唱出永遠活在人們心裡的聲音。」
這是早逝詩人楊喚的詩作，道盡文學創作的根本與價值。作家與生活的土壤不能分割的，對一個基督徒創作者而言，生活的土壤中最重要的養分是「信仰」。
無神論的現代作家高行建的小說「一個人的聖經」，與十九世紀俄國基督徒作家托爾斯泰的小說「復活」，恰好有著相同的文學表現元素，可探討非基督徒作家與基督徒作家，如何運用相同元素，卻表達出全然不同的人生觀。「信仰」是他們創作觀的歧異點。
高行建《一個人的聖經》故事
高行建《一個人的聖經》的故事，主要是敘述「某個人」從文化大革命覺醒。深刻地揭示政治所帶來的災難，如何像瘟疫一樣橫行，而人們居然在其中不知不覺地被改造而失去善良本性。作者以特殊的敘事手法：僅以「你」（現在）與「他」（過去）兩個人稱，來呈現時空交錯的敘述結構。
高行建是以《靈山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，《靈山》是以我、你、他的三重敘事結構，據說在《一個人的聖經》中，作者認為「我」的人稱，被殘酷的現實扼殺了，只剩下此時此地的「你」與彼時彼地的「他」，這是一種表達現實與記憶，生存與歷史，意識與書寫的特殊筆法。
《一個人的聖經》小說中，也以主角的現在的「你」，「你」與一位女人馬格麗特的性愛、糾結的情感，勾起過往內心深處的沈重故事與記憶，寫出文化大革命時期人性的殘忍與荒謬，在每一段不堪回首的事跡中，也糾結著主角與過往其他人物的故事，充滿敘事的層次感。
對基督徒創作者而言，最重要的養分是「信仰」
托爾斯泰《復活》的故事
描述一個貴族從純潔到墮落而贖罪、心靈復活的故事。故事的發展是從一個女人馬斯洛發被關進監牢，被起訴審判的過程，男主角聶黑流道夫公爵，從參與法庭陪審中，發現將這個不幸的女人一步一步地推進墮弱的深淵，竟是自己起初的「惡」心，他個人的良心意識逐漸覺醒，進而發現整個社會權力階層的不義和罪惡。
（1）兩位作家對人性之善、惡與「救贖」的看法
在《復活》的故事裡，有一位人內心的鑑察者，那是自己的良心，也是來自天上的。托爾斯泰闡釋：對於自己的罪心與罪行，人首先無法逃避自己的良心，繼之是要面對上帝公義的審判。當主角聶黑流道夫公爵與馬斯洛發在法庭中不期而遇，剛開始他怕暴露自己，不久後他就感到自己的良心和實際生活間有著衝突，發現自己內在所隱藏的「惡」，使他清醒過來，他開始呼求上帝而走上一段贖罪的過程。在這段更新的過程中，不時有個「誘惑者」在他心中攪擾，使他充滿掙扎。此點反映托爾斯泰對善惡的觀點，每個人身上都有「兩個人」，一個是「精神的人」，專門尋求對自己和別人的幸福；另一個是「動物的人」，為貪圖自己的幸福，可以犧牲全世界的幸福。「精神的人」是與上帝聯繫的，「動物的人」則與魔鬼在一起。當聶黑流道夫發現自己內心之惡時，魔鬼的聲音在他靈魂裡說：「又不是只有你一個人這樣！」當他禱告，祈求上帝幫助時，他感到上帝的存在，就感到善的全部威力，從此走上遷惡從善的道路，直到全人心靈的復活，最後他在福音書的啟示下體認出：要達到道德的完善，就必須遵照耶穌的教訓，以愛抗惡。
依照托爾斯泰的觀點，罪惡要根除，在於個人意識與心靈的復活，如此才能消除社會集體的罪惡。換句話說，不是社會影響個人，而是個人影響社會，社會是否美好在於個人的道德。
透過《復活》一書，托爾斯泰表達一個人對「罪惡」的醒覺，是從信仰而來；在此點上，高行建的《一個人的聖經》則認為一個人之所以能夠省視自己，是因為他抽離了「過去」的時空，才能心境平和地來看過去，高行健認為一個「沒有主義」的人才能成為一個「清醒的旁觀者」。
另方面，面對整體社會的罪惡，高先生的觀點對比托爾斯泰，顯然是一種「宿命」的個人主義，他寫說：「這是一個沒有戰場，卻處處是敵人；處處設防卻無法防衛的時代」，他認為沒有一個人是「救世主」，自己只能拯救自己，每個人都應以好好的「活在當下」，作為個人的自我救贖。
就這觀點，高先生忽略了一件事：小說主角「那個人」，在第三人稱「他」的回憶敘述中，受到整個文革鬼魅的影響，也曾經參與那場荒謬的人性殺戮戰場，那個「他」如何能夠客觀地抽離「過去」，而獨立安詳生存於「現在」的「你」？高先生在書中缺乏陳述參與社會群體之惡中，個人所當負的責任。
在《一個人的聖經》書中，表達文學之為用，是成為亂世中個人的救贖，乍看之下很合理，至少作者盡到知識份子的本分。但若救贖只能是「個人」式的，是否只有那些「夠幸運」的人，才能自己拯救自己？如果人心中沒有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「善」尺度，我們也將無從發現人類的「罪惡」到底是什麼，更遑論能從個人的自覺中找到「救贖」之道。其實，光靠「文學」，是不能成為個人的救贖的，君不見一些天才作家，到最後竟然都尋求「自殺」作為一種解脫嗎？
（2） 兩位作家對「性」的看法
《復活》與《一個人的聖經》兩書中，都使用「性」作為一種文學的「隱喻」與「象徵」手法，高行健用「性」聯繫了主角的「過去」與「現在」，他用與女性之間的「性」關係來表達自我內在意識的甦醒，卻無顧男女之間深刻的性關係所要負的道德責任，「性」在他筆下只是一種文學表達的工具；相反的，托爾斯泰筆下的「性」，卻「象徵」著過去的「沈淪」，是包含著道德議題，主角聶黑流道夫公爵對馬斯洛發的始亂終棄，是導致馬斯洛發墮落的真正原因。
此點上，可看出「信仰」的確影響著作家的道德觀。雖然作家道德觀的強烈與否並不影響作品的藝術價值，但是所寫出來的作品是否能提昇人性的真善美，我認為的確是有影響的。
「信仰觀」對創作的影響
「文學」反映人生，文學的力量對社會人群有著深遠的影響，比較中國和西方，這兩大文學系統發展的精神面貌大不相同。西方的文學藝術發展，都奠基於基督教信仰之上，含有強烈的道德與對永恆的議題，而華人傳統文學裡並沒有一個正視人生的宗教觀，不是迷信就是避世，或是士大夫文人的個人享受主義。二十世紀「五四」運動以後，受西方基督教文學的影響，文學創作開始走向揭露黑暗、諷刺社會、維護人的尊嚴的人道主義文學，但是宗教感的缺乏仍是中國文學之內涵不夠深刻的原因，撰寫「中國現代小說史」夏志清先生，曾一針見血說：「現代中國文學之膚淺，歸根究底說來，實由於其對『原罪』之說，或者闡釋罪惡的其他宗教論說，不感興趣，無意認識。」
閱讀高行建先生的作品《一個人的聖經》，使我想起夏志清先生的觀點，在近代華人作家中，以高行建先生的文學成就，其小說藝術與語言技巧無疑是高超的，但仍脫離不了夏志清先生對中國現代小說的觀點：缺乏一個正視人生道德議題的宗教信仰，或許對一個追求純藝術表現的作家而言，高行建先生無意在作品中提供一種「救贖」之道，因為他認為「沒為信仰」就是他的「信仰」。
由於基督教信仰的經典——聖經，本身就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，充滿了詩歌、散文、小說的體裁，上帝選擇了那些具有深邃的文學心靈與技巧的人，來記錄與表達祂在歷史中的作為，故上帝的行動和話語，能在人類歷史滾滾的濤浪中，持續深入人心，傳頌久遠。
許多西方的文學、藝術作品，莫不奠基於聖經敘事的信仰觀，莫不在正視人性的黑暗面，而提出良善的救贖之道（但它們都不是以「說教」方式來達成信仰的道德意涵）。
基督徒創作者的使命
以上藉兩部小說的內涵比較，來呈現創作者的信仰如何影響其作品的表現。文學反映人生，文學力量對社會人群有著深遠的影響，雖然文學家不是純為「說教」而創作，但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必然是要提昇人類的靈性，驅使人注目「真、善、美」。
文學的功用也在於描寫和抒發人性與生活，而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在創作上有何不同？依照《沙塵上的手跡》作者卡爾德（Michael Card）所言：創作是基督徒對上帝敬拜的回應。這是我認為基督徒與一般的創作者最主要的不同點，而對共通人性的解讀：如貪心、慾望、悲憫等，相較於其他信仰與無信仰者，基督教提供明確的人生觀，對於人性的出路有幾個基本看法：生命的目的（人的由來）、人的罪、人的救贖等，這也是人性趨善趨惡的根源問題。
作為一個基督徒的創作者，我們的使命，就是透過創作提供人們有關生命的解答、盼望與出路，使人能認識耶穌基督是真正的「救贖者」。
本文曾刊載於台灣基督教長老會《台灣教會公報》2996期
作者：程亦君 於2018.2月1日修改